評論──文物建築保護

早前,香港政府清拆位於中環愛丁堡廣場的舊天星碼頭時,引起大批市民的激烈抗議,遺責政府漠視碼頭的歷史價值、市民感受及其「斬件式」的諮詢手法。此事在社會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及市民對文物保護的關注,同時亦暴露出現時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的缺點。


香港雖然只是區區彈丸之地,但仍能在國際金融經濟的舞台上佔一席位,靠的就是其有利的歷史因素及被著名學者龍應台比喻為「蒲公英」的獨有文化──「夾縫文化」:適應能力高、生命力強、文化根源深遠。此外,香港曾被割讓給英國作為殖民地,經歷過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時期,香港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傳統與現代在這裏互相衝擊、排斥、滲透和交融,形成香港獨有的國際文化,而見證?香港歷史及文化形成、改變的,正正就是一幢幢的文物建築。


香港的都市風格、社會風貌及建築特色都在反映?其獨有的文化,是名副其實的「硬寫照」。故此,這些文物建築都是歷史及文化的見證者,就像現存的洪聖古廟、灣仔街市、大道東郵局、姻緣石、寶雲道羅馬式輸水渠、修頓球場等都是灣仔由開埠以來的歷史見證;既有中式的洪聖古廟,又有羅馬式的輸水渠,可見中西互相融合的國際文化;而現存於利東街、茂羅街的唐樓更是「夾縫文化」的鐵證。這些在夾縫中成長的文物建築便成了香港獨有而不可取代的有形資源。
再者,香港大部分的城市及城區是在殖民地時期興建及規劃,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觀念所規劃及建設的。就如中區的警署、監獄、司法及行政機關,以至官邸、宗教建築等,都是以英國本土的行政模式去佈局,例如香港中區警署就是仿學倫敦的中央罪案法院的建築風格去設計,而高級官員官邸、警署、監獄、法院及軍營之間的布局則是根據「半軍事管理」的管治策略而規劃的。這些建築見證?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可見文物建築是歷史及文化的縮影,是社區進步過程的忠實記錄,是社會重要而不可被取代的資源,所以我們應該保護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從而保留本港獨有的「夾縫文化」及國際文化。


這次天星碼頭的事件充分反映出現今香港政府的文物保育政策所存在的弊處。就在全世界都提倡並努力推動文化保育時,香港政府卻連文物保育的工作亦未能做好,一些文物建築如天后古廟等仍能得到適當的保護,可見本港的文物保育政策及法定古蹟條例是有多落伍。


而且,香港政府在社區重建時,都?重於個別項目的經濟利益,往往漠視了文物建築的歷史價值及其對社會的長期價值,導致重要的文物建築被輕率的拆除。另外,香港政府在社區發展及城市規劃中經常忽略了市區設計,當中文物保留多是作個別項目規劃,而在重建項目中亦缺乏具有社區文化特色的「國際形式」設計。在缺乏整體發展概念的市區重建計劃下,不但文物建築的再生使用的經濟因素會出現困難,就連社區的歷史、文化及風貌也未能受到保護。
再者,香港的文物保護是由「外殼主義」為主導,「外殼主義」有兩種方式。第一,就是把文物建築拆掉,然後覓地重建或是原地部份保留,就像美利樓及高街鬼屋,但這種做法使得文物的歷史價值並不完整。文物是見證一個社區的改變,把它搬到別的地方去,意義和價值就被改變了,因為它不屬於這個社區,而在原地部分保留也會影響文物的歷史及文化價值,連建築都不完整了,又如何述說完整的文化及歷史?第二種方式就是把文物建築原地完整保留,但卻把它的靈魂殺掉,就以雷生春、前赤柱警署及瀕臨被拆的中區警署建築群為例,建築的外形是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但它已失去了靈魂,政府把它們原有的作用改變了,就像原為大宅的雷生春將變成中藥舖、展覽館、茶館,這樣的文物建築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及歷史價值,只是虛有其表的「文物」罷了。


為了能更有效地保存本港的文物建築及文化,香港政府可作出一些改善。在政策基礎上,有關的政府部門(規劃署、地政署、屋宇署等)可於短期內和區內市民代表同訂定文物保育及環境設計的指引,而香港政府則可制訂相關的條例及法規作長期基礎。而政府在市區重建規劃時,應把文物建築及現建築區分出來;若文物建築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需被拆除,新的建築設計亦應把要保育的原建築的價值透過設計手法,把原建築的精神、意義、風格重新演繹出來。這樣既能保育文化,亦和經濟發展、市區重建沒有抵觸。


另外,文物保育計劃在進行時,除了要充分考慮到文物建築再生使用的經濟價值外,亦要尊重它們的記錄及歷史價值。因此,政府不應為符合「理性規劃」的使用功能而改變文物建築,使得保育工作淪為以文物為商業賣點的「噱頭」,使文物建築失去了它的靈魂,削弱了它原有的存在意義及歷史價值。


而且,政府應尊重文物建築的客觀因素,不應以主觀的「理性規劃」用於保育工作上,新的用途加於原有的建築功能甚或改變它來遷就新的用途。政府應先尊重文物建築客觀存在的各項價值,而非主觀的決定它們未來要做些甚麼,這樣才是尋找文物建築最佳的再生使用方法的途徑。


總括而言,文物建築是十分值得保留的;然而,本港現有的文物建築保育政策實是過於落伍並存在不少漏洞。故要做好文物建築的保育工作,香港政府必須先重新認識及檢討現有的保育方式,再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及社會等角度考慮,然後修訂或重新制訂一個明確、統一、可持續發展並符合社會長期效益的公共政策去保育珍貴的文物建築及本港獨有的「夾縫文化」和國際文化。